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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主管港澳政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接見香港政黨時表示，發展經濟是香港當前首要任務，只有繼續發展經濟才可改善民生，否則一切都是空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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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定淮
香港的反對派人士應放棄冷戰式的意識形態的偏見，不要再糾纏過去的歷史舊帳；多從香港與大陸之間的共生性考慮，增加對中央政府的信任感；以動態的眼光觀察內地的變化，從積極的方面去理解中央的善意；從整個國家和香港實際利益出發，以理性的態度去處理未來香港的發展問題。
英國人統治香港的157年的絕大部分時間內，由於在政治上排斥華人，致使港人表現出明顯的「政治冷漠」。《中英聯合聲明》發表後，港英政府著手實行以發展代議政治為核心內容的「政改」。這一民主目標的確立，激發起香港市民結社的意願，相當數量的政治性團體應運而生，香港步入了政治化的進程。
逐步走向城市政治化
顯然，香港的政治化進程並不主要是香港經濟發展必然帶來新的政治格局這樣一種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的結果，而是與香港回歸這樣一個重大事件相伴隨，也與英國人試圖使香港快速民主化，以阻擾中國在香港回歸後的平穩治理的圖謀相伴隨的結果。從八十年代中期的立法局選舉開始，到九十年代初期的政黨的湧現，逐步形成了香港走向城市政治化的條件。
對於香港起始於八十年代初的民主化進程，客觀地講，中國中央政府是密切關注的，因為這一進程與中央對於回歸後的香港治理密切相關。由於「一國兩制」政策是以解決國家統一為前提而使香港繼續實行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加之始於八十年代中期的「政改」是符合香港實際的舉動，中方並不表示異議，且在基本法制定過程中將這種「政改」的成果固定下來。不僅如此，基本法還將中英雙方的「君子協定」，即除基本法規定的香港在1997年至2007年這段時期的政制發展安排外，不作其他政制變革考慮的內容也寫進了《基本法》附件二。不過，在附件二中，中方對未來的香港政制發展做了切實的展望，並對實現這種「政改」作出了程序性規定。
香港回歸後，有人攻擊中央政府不想在香港發展民主政治，並以中央對於香港的經濟城市定位和強調「行政主導」作為理據來說明中央對香港政治民主化的擔憂。然而，從上面所敘述的系列事實的邏輯來看，那些攻擊是罔顧事實的。
中央樂見港政治民主化
新中國建立後，中央政府是否曾經明確表示過反對香港民主政治發展呢？的確有過。那可是在上個世紀的五十年代初期的事。因為根據英國在海外撤退的經驗，它總是用所謂的「民主」來使準備撤出的地區發生混亂。正因為如此，中方明確警告英國人不能用所謂的民主手段來改變香港當時的現狀。那麼，中方為什麼在八十年代中期到回歸前，能夠容忍和接納英國人施展如出一轍的民主制度安排，並通過基本法的相關條文，肯定並展望未來的香港政制發展呢？因為在香港未來的地位和前景已經確定的情況下，其作為一個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特別行政區，是需要有不同的制度環境的。
上述情況表明，中央對於香港的政治民主化不僅沒有擔憂，而是樂觀其成。
這不僅僅是一種因為實行「一國兩制」而應該表現出來的克制和寬容，而且是一種對「一國兩制」事業充滿信心的表現。
香港回歸後，由於十分複雜的歷史和現實原因，香港呈現出某種程度的高度政治化趨向。少數不理性的反對派勢力的代表人物罔顧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地位的事實，充分利用香港社會高度自由的環境，試圖推動香港向著高度政治化的方向發展。這是一種對香港社會極其不負責任的做法。具體的表現有：以極端的民主思維對待政制發展問題；以冷戰的意識形態觀念理解「兩制」差異；以泛政治化的觀念看待、分析和解釋非政治性的一切問題。在民主作為發展方向的確定前提下，高度政治化趨向對香港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稍加思考，我們就可以做出如下推斷：
慎防民粹主義製造暴政
其一，它會使民主呈現出極端主義傾向──民粹主義，民主的工具價值會演變為多數人暴政，理性的聲音受到壓制。果真如此，作為一個好東西的民主就會在香港變為一種壞東西；其二，它會使香港社會不同政治力量之間形成尖銳對立，進而使整個社會呈現出某種動盪的特徵，在這樣的環境中，資本會受到威嚇，經濟發展將會受到嚴重制約，香港就可能不香了；其三，在高度政治化的情況下，特區政府的作用會削弱。由於人們陷於無謂的爭論，社會的交易成本會大幅增加，其結果是特區政府對社會的治理會變得越來越困難。
中央推出「一國兩制」政策的目標是什麼？一是要解決國家統一問題，二是要使保持原有資本主義制度的不同地區繼續長期保持繁榮穩定，進而使之與國家主體一道為整個中華民族的復興做出貢獻。無論是從理性出發還是著眼於未來的角度去思考香港的未來，香港這個地方是萬萬不能走向高度政治化的道路的。為此，筆者奉勸香港的反對派人士放棄冷戰式的意識形態的偏見，不要再糾纏過去的歷史舊帳；多從香港與大陸之間的共生性考慮，增加對中央政府的信任感；以動態的眼光觀察內地的變化，從積極的方面去理解中央的善意；從整個國家和香港實際利益出發，以理性的態度去處理未來香港的發展問題。請切記！
作者為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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