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举行的首届全球调解峰会，会上披露的一则消息引发了法律界和商界的高度关注：成立仅逾半年的国际调解院，刚刚圆满解决了首宗涉及租船合约链条国际海事争议。案件涉及中国与新加坡两方，围绕海事租船合约产生分歧，在香港海事法律专家的调解下，双方签署了和解协议，化干戈为玉帛。
如果只看个案，这不过是一宗海事纠纷调解成功。但宏观角度观察，我们不难发现背后有更大的发展策略在展开。那就是，为配合香港发展大宗商品市场的目标，特区政府正与国际调解院研究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调解员名册的可行性，相关调解员专门处理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交易领域涵盖矿产开采、生产、交易、清算、仓储及交付等上中下游环节，为大宗商品价值链产生的争议提供中立、专业、高效的调解平台，推动国际调解院调解成为解决国际大宗商品纠纷的首选机制。
「中转通道」升级为「核心枢纽」
有人可能会觉得，调解无非是坐下来谈，为何需专门为大宗商品交易设立调解员名册？这个疑问，恰恰点中了当前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中的一个痛点。
大宗商品交易复杂程度极高。例如一笔铁矿交易，从矿场到钢厂，涉及勘探开采、质量检验、国际运输、仓储交割等诸多环节。一旦发生争议，问题往往不是简单的「谁违约」，而是涉及技术标准、行业惯例、价格公式等高度专业化的问题。设立专属调解员名册的目标，就是集结一批具有大宗商品行业经验的专家担任调解员调解纠纷。用专业赢得信任、用信任降低交易成本，这是香港国际调解院打出的第一张差异化王牌。
首先，香港瞄准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绝非从零开始，而是一场有规划、有统筹、有配套的顶层布局。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支持香港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在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际发展大局的战略支撑下，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消费国，香港则是服务国家大宗商品市场与国际接轨的「超级联系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施政报告中提出成立「大宗商品策略委员会」，说明特区政府正通过高层统筹规划大宗商品交易发展。同时，继4月中旬迎来伦敦金属交易所首批位于香港的仓储设施后，政府还不断推进合资格大宗商品贸易活动半税优惠立法，人民币计价商品产品逐步丰富，专属调解员名册即将落地──几件事看似分散，实则指向同一个方向：让香港从大宗商品贸易的「中转通道」，升级为全球供应链中一个绕不开的「核心枢纽」。
其次，更深一层的问题随之而来：全球调解机构并不少见，为什么这个角色偏偏是香港来承担？答案藏在香港独一无二的制度禀赋中。第一，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拥有背靠祖国、普通法体系、中英双语法律人才、资金自由流动和司法独立等优势。这些优势叠加在一起，使香港成为难以取代的「调解枢纽」。对内地企业而言，香港比伦敦更近、沟通成本更低、文化隔阂更小；对海外企业而言，香港的法治环境和专业水平经得起检验，值得托付信任。第二，当前全球贸易格局正经历深刻重塑。中东冲突导致大宗商品价格涨跌出现轮动，而海运成本急剧攀升，供应链安全的警钟被敲响。在全球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中，伴随着产业链区域化趋势加速，中国与东盟供应链融合不断深化，区域内企业对可信赖的交易定价平台和争议解决服务的需求空前迫切。香港承担「调解枢纽」角色，不仅是经济转型的需要，更是以规则确定性对冲地缘不确定性，成为国家战略棋盘上的一步先手棋。
最后，从国际调解院的布局看，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应当是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服务死循环：前端有交易所提供定价基准，中端有仓储物流完成实物交割，后端有法律、审计、调解等专业服务兜底保障。而争议解决，恰恰是这链条上过去最薄弱也最关键的一环。无可否认，香港在金融业界多个范畴均有出色成就，但在大宗商品市场的发展则相对薄弱，与纽约及伦敦等其他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比起来显得落后于人。香港交易所研究报告指出，要成为成功的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关键元素之一是相关大宗商品交易所的市场容易进出、价格发现及对冲方面均可提供许多不同的解决方案。一旦补上，整个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的吸引力将大幅提升。当交易方知道一旦出问题，可以在香港获得专业高效的调解，他们就更有意愿把合约签在香港、把结算放在香港，甚至把交割仓库也设在香港辐射区域。若能实现从定价到交割，再到纠纷解决等整个链条都在香港完成，「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也就正式形成。
形成从定价到调解全链条产业
香港能否为全球大宗商品定规则？这不会是一朝一夕的事，既需要硬实力的支撑，也需要软实力的长期积累。国际调解院完成首宗调解个案，用事实说明调解是一个可信、专业、高效的制度平台。当越来越多争议愿意透过国际调解院这个平台解决，当越来越多合约引用这个平台的调解条款，自然会形成制定规则的话语权。
更重要的是，调解院选择「调解」而非「仲裁」作为主要手段，本身就包含着一种与西方争议解决不同的东方哲学。仲裁和诉讼强调分出胜负，而调解强调的是在维系合作关系的前提下找到共赢方案。这种「和而不同」的理念，与中国文化的深层基因高度契合，也与「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的精神一脉相承。输出一种更有包容性的规则文化，或许比输出规则本身，更具长远意义。
国际调解院的首宗个案刚刚落幕，推动国际调解院调解成为解决国际大宗商品纠纷首选地的蓝图才刚刚展开。从维多利亚港出发的这一步，连接的是一个远比港口本身辽阔的未来。
深圳大学法学院博士生、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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