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党发展的「鸟笼政治」
张定淮
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在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同时到底应该承担哪些基本政治责任？这是在香港政党政治发展问题上所有合法的政治组织都需要考虑的。由此，我们不难对于香港政党政治发挥在那种的限度做出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香港的政党政治发展是中国一个特别的地方区域内存在的一种特殊的地方区域政治现象。其发展的空间不能突破依据「一国两制」政策所包含的限度。从这层意义上讲，我们用「鸟笼政治」来形容香港政党政治发展的空间和限度不失为一种形象的比喻。
香港自称为政党的组织大多产生于港英统治时期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由此算来，香港政党政治的历史也不过仅仅二十余年。虽然其仍不乏稚嫩，其法律地位，运作目标或运作规范上与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还有差距。然而，就其功能而言，其在香港这个既享有高度自治权，又直辖于中央政府的区域内的确发挥着某些整合民意，组织选举，监督政府等政党组织所具有的功能。就其前景而论，笔者认为，在民主政治作为发展前景的前提下，香港政党政治作为中国的一种特殊的区域性的政治现象，其发展至少存在着三个空间。
民主政治的核心是政党政治，这是所有稍具政治学常识的人都明白的道理，而香港的前景是否是走向民主政治？其答案似乎也是肯定的，因为中央政府在香港发展民主政治是矢志不渝的。高度自由是香港社会的特征，也是其充满活力的重要保证，而香港社会的多元性是其政党政治发展的基础。这是香港政党政治发展空间的理论空间。
具有政党发展制度平台
理论上的阐述只能说明政党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一个区域是否具有政党政治发展的制度平台才能说明政党政治的发展空间。《基本法》是香港的宪制性文件，其中确实没有一条提及政党，但对选举制度和政治团体所作出的规定是有目共睹的。就香港目前的情况看，存在几种选举：有立法会选举，有区议会的选举，更为重要的是行政长官选举。虽然《行政长官选举条例》明确规定行政长官不能具有政党背景，然而从香港现时权力架构的实际运行情况看，具有权力配置倾斜的行政长官在体现行政主导上的确明显受到了政党政治的掣肘。行政长官是否应当具有政党背景，并以政党作为实现行政长官主导的权力支撑确实是需要重新考虑的问题。至于区议会选举和立法会选举，其几乎成为了体现各政党体现政治能量的平台。香港各种政策的出台，除了政府的主导作用外，也不能排除各政党的指尖的博弈作用。由此可见，现时的香港具有政党政治发展的制度平台。
香港社会的自由度是相当高的，其市民社会的特征也比较明显。行业组织相当广泛且成熟。香港市民也比较具有理性精神。香港还是一个商业十分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这里，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相互交融。如果我们对香港社会稍加考察就不难发现，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自由民主的思想意识形态相当盛行。由此可见，建立与其社会经济制度相适应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符合香港实际客观需要的。中央政府充分考虑了香港社会条件的特殊性，通过《基本法》将港英政府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启的民主制度作为「行之有效」的制度保留下来，并使之在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后得以继续发展。「两个普选」就是中央政府预见未来香港政治发展而提出的政制发展目标。政党政治虽然在《基本法》中并未提及，但笔者认为，它作为香港民主制度发展的逻辑衍生现象一定会有所发展，尽管其存在着某种不确定性。中央对香港的政策目标是使香港长期保持繁荣稳定，如若政党政治的形成与发展有利于香港这一政策目标的实现，中央政府何乐而不为？从上述香港社会条件分析，我们不难做出这样的结论：政党政治发展在香港是存在着社会空间的。
坚守「一国两制」政策限度
尽管香港政党政治发展存在上述列举的三个空间，然而这三个空间是基于「一国两制」政策基础上的。在这样一种特殊政策下，香港不是一个政治实体，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享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别行政区。其所享有的高度自治权是中央政府依据宪法的相关规定作出授权的结果。在这样一种宪制安排下，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区域实行的是不同于大陆其它区域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中央政府为了实现国家统一而做出自我克制的重大举动。为了保证「两制」差异得到尊重，中央通过《基本法》将香港享有的高度自治权法制化。然而，生活在香港特区的中国公民是否也应当思考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在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同时到底应该承担哪些基本政治责任？这是在香港政党政治发展问题上所有合法的政治组织都需要考虑的。由此，我们不难对于香港政党政治发挥在那种的限度做出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香港的政党政治发展是中国一个特别的地方区域内存在的一种特殊的地方区域政治现象。其发展的空间不能突破依据「一国两制」政策所包含的限度。从这层意义上讲，我们用「鸟笼政治」来形容香港政党政治发展的空间和限度不失为一种形象的比喻。 作者为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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