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讨日”开了恶劣先例\张定淮
2013-06-11 04:10:14|来源：大公网
“佔领中环”已由酝酿期进入装备期。由于“佔中”是一种试图推翻《基本法》关于行政长官普选规定的举动，其组织得越严密、越有效，违法程度也越高。“商讨日”的上演，是“佔领中环”迈出的危险的第一步，开创了特区政治一个极为不好的先例，这就是试图以极端的方式来强制整个社会接受一部分人的主张。
6月9日，戴耀廷及其支持者发起的“佔领中环”前期动作──首个“商讨日”，如期在香港大学上演。当日有数百名支持者参与分组讨论，并归纳了七项议题。对于首次“商讨日”，“佔领中环”设想的提出者戴耀廷作出了这样的描述：“佔中”已由酝酿期进入装备期。显然，“商讨日”的上演，是“佔领中环”迈出的危险的第一步。
关于“佔领中环”的危害性，已经有很多香港人士从不同角度作了各种分析。然而，对作为“佔领中环”运动前戏──“商讨日”做法所存在的独特危害，是需要作出特别论述的。按照戴耀廷及其支持者的设想，三个阶段的“商讨日”将会产生一万名参与者对“真普选”的所谓共同立场，也就是他们宣称的参与者对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关于特首普选的共同要求，而这个要求就是他们所声称的“决议普选方案”，即所谓“真普选方案”。如果今后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提出的方案，不符合这一“决议普选方案”，他们就要发动“佔领中环”。
由此看来，“商讨日”就是形成反对派对行政长官普选基本立场的过程，而真正的“佔领中环”行动则是实现“商讨日”商议结果的手段。
挑战宪制主导权
“商讨日”活动所具有的危害是多方面的。我们需要分不同层次来做出分析。
就宏观层面而言，它直接向中央对于香港政制发展的宪制主导权发起了挑战。值得关注的是，香港的反对派此次一改往日被动回应的做法，不是被动抗议，而是通过所谓“集思广益”的做法，主动提出选举方案，并将最终形成一个“决议普选方案”，并以此作为判断香港特首普选的真假“试金石”。与他们的“决议普选方案”，相一致就是“真普选”方案，与此不一致的就是“假普选”方案。在他们的眼中，完全忽视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对特区政府在推动政改中的作用视而不见。似乎一切都是他们说了算。请这帮人仔细想想，香港是一个什么地方？即使他们号称的一万人形成了所谓的“决议普选方案”，这就能够代表香港七百万人的意志？
再者，“商讨日”开创了一个特区政治极为不好的先例。这就是试图以极端的方式来强制整个社会接受一部分人的主张，当然，这是建立在戴耀廷的设想可以实现的基础之上的。在任何一个社会，部分社会成员存在?对政府政策不满的意见，这是完全正常的。但如果他们也运用“商讨日”方式形成部分人的意见决议，并强制性地要求政府必须接受，否则就会以极端行动相向，这恐怕就是不懂理性政治的表现。难怪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按照这种商讨方式的逻辑，如果哪一天香港有一部分人商讨出要香港脱离中国而独立，那香港是否真的要独立呢？
转移社会关注点
就戴耀廷关于“商讨日”的安排来看，至少有三个轮迴，而香港一些媒体也会乐此不疲地对“商讨日”的相关活动大肆宣传报道。整个香港的视线将长期聚焦于政治问题而不是香港所面临的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上。这对于香港社会的发展是不利的。众所周知，关于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基本法》是做出了明确规定的，其中还包括了对行政长官候选人的提名程序规定。“商讨日”的做法就是要推翻《基本法》对行政长官普选的相关规定。从这层意义上讲，“商讨日”最终形成“决议普选方案”的做法是一种严重违反基本法的行为。
就传统的香港社会氛围而言，人们是不太关注政治问题的，然而香港回归后，这种情况似乎起了明显的变化。如果香港社会长期纠缠于本来在基本法中已经做出明确规定的双普选问题，并以一种所谓的抗争姿态来处理香港的政制问题，这对香港的理性社会氛围将起毒害作用。
谋求违法“正当性”
香港关于行政长官普选的社会谘询尚未启动，而中央对于这一政制问题的表态也只是强调不能接受一个与中央对立的人担任行政长官。那么“佔领中环”设想的提出者是依据什么说中央不想在香港搞真普选呢？在没有根据，没有事实来说明这一问题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商讨日”的作用就是试图使香港社会产生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即中央不想在香港搞真民主，因而证明自己即使採取激烈手段也是具有某种正当性的。
从首个“商讨日”提出的七大议题看，“佔领中环”的倡导者没有收手的意思。不过，他们看到了广大市民对于这一“运动”的担忧。为了实现他们对中央和特区政府施压的目标，下一步他们会将这一运动升级为一种所谓的“全民运动”。至于说“如何应对中央及特区政府的抹黑和打压”，这完全是他们建立在“阴谋论”基础之上的臆断。由于“佔领中环”运动是一种试图推翻《基本法》中关于行政长官普选规定的举动，其组织得越严密、越有效，违法程度也越高。
作者为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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