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协商是顺利普选的关键\张定淮
2013-07-09
04:10:12|来源：大公网
民主必须基于理性，否则，其产生的后果甚于暴政。在各方都认识到香港“政改”必须往前走的前提下，香港的反对派应当摈弃冷战思维，以动态的眼光看待内地的进步与变化，以理性务实的态度理解香港的政治地位并表达与此相对应的政治诉求，以协商的姿态迎接香港政改谘询的到来，激烈的“抗争”只会产生各方都失望的后果。
笔者前日阅读《南华早报》7月5日艾利克斯．罗的文章“7月1日那天，我邻居去哪了？”感触良多。其中最为深切的一点是，在这样“一个沉默的大多数群体”为基础的香港社会，理性表达与协商是解决香港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问题争论的关键。
对于香港特首普选，实际上各方人士都认识到向前推进的必要性，否则将会陷入僵局。果真如此，那可能是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因为作为香港政制发展主导者的中央政府依据香港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原则确定了“双普选”的时间表，特区政府也看到了“现时政府面对回归以来最困难的局面，政制困局已达临界点，若在政改谘询方面仍然原地踏步，则会‘万劫不復走下坡’，要改变政制才能打破僵局。”（林焕光语），而广大市民也希望香港从一个“半民主的社会走向一个完全的民主的社会。”
冷战思维 僵局难破
人们可能提出这样的疑问：既然各方都有共识，那为什么香港社会会存在如此重大的分歧？这一问题的确问到了点子上。梳理一下，我们不难发现，核心问题是香港的所谓“泛民派”以过时了的冷战思维思考问题，对中央政府存在?严重的不信任情感，对“一国两制”有怀疑。他们认同西方价值观、不接受《基本法》的特区政治制度安排、希望争取尽快实现西方式民主政治，并意图以香港为基地推动内地的民主化。
反对派对中央政府的严重不信任主要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他们没有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内地的发展，仍然以冷战思维来考虑问题，对于“一国两制”政策所具有的巨大包容他们也视而不见。其国家安全立法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就是如此。香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域，其对于国家安全负有最起码的政治责任，然而他们以担忧香港的自由可能受到干扰为由，极力阻扰。试看一下如今的内地，有谁因言获罪？23条立法的无限期被搁置，加之香港社会政治上的极其复杂性以及他们对于中央政府的频繁而刻薄攻击，只能使人们感到香港的反对势力并非像他们自己所宣称的那样，是爱国爱港的群体，而是蓄意与中央为敌，并刻意使香港变成邓小平先生所明确界定不能容忍的反共，反中央政府的基地。
极端立场 无法协调
从香港回归的那一天起，在香港号称为“泛民主派”的团体就开始在香港的政治舞台上扮演?天然的反对派角色，而现时香港政治制度的安排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们的“反对”行为提供了制度空间。香港回归后，其社会高度自由的特徵得以延续，民主政治的发展也为香港的反对派政党提供了相应的制度平台，政党政治相当活跃。在香港立法权力对政党部分开放，而行政权力系统对政党排斥的制度安排下，反对派政党的功能除整合民意、争夺开放了的立法权外，重点放在通过立法会来对政府实行监督上。如若他们有理性思维，他们本应该对特区政府的施政问题持善意的评价态度：有利于香港利益的政策措施则支持，不利于香港利益的政策措施则反对。然而他们并没有选择理性反对的态度，而是採取了极端反对的立场。只要是政府的政策措施，一味反对。
他们所採取的手法是，利用《基本法》对行政、立法关系“相互配合，互相制衡”的关系定位，不断扩权，将立法会变成了掣肘行政长官的平台，致使行政与立法的关系呈现出“配合不足”，“制衡有馀”的局面。行政长官施政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因此政府官员强烈意识到了实行“政改”的必要性。
坚持“抗争” 各方失望
香港“沉默的大多数群体”不乏为香港的理性主体。他们虽然有民主诉求，但对于旷日持久的政治纷争，其基本的态度是，“我们已然生活在一个自由安全的城市，（政府的）公共服务也算有效率。是的，这是一个半民主社会，充斥?这样那样的问题和缺陷，但哪个社会不是如此？”面对这样一个理性群体对香港社会的认识，香港的反对派以非理性的方式争取实现所谓“真普选”目的的举动是否应当有所收敛？面对“七一”游行，特区政府採取了“聆听各方诉求”的姿态，但反对派绝不可认为这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因为在自由社会民众通过游行表达政治诉求是一种正当的政治权利。
政治的精要是“交易”与“妥协”，民主也必须基于理性，否则，其产生的后果甚于暴政。现代社会的基石是民主，自由和法治，依此，香港社会离现代社会只有一步之遥。在各方都认识到香港“政改”必须往前走的前提下，香港的反对派是否应当摈弃冷战思维，以动态的眼光看待内地的进步与变化，以理性务实的态度理解香港的政治地位并表达与此相对应的政治诉求，以协商的姿态迎接香港政改谘询的到来？所谓“抗争”只会产生各方都失望的后果。
作者为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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