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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定淮：港政改须中央主导 依法推民主完全正确
「占中」违法必遭惩治 (文汇)

「占中」行动持续两个多月，给香港社会造成巨大影响，「占中」人士却冠之以「公民抗命」的招牌，企图为这场违法的社会运动披上「合法的外衣」，蛊惑大众。对此，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定淮教授在接受本报专访时指出，香港已经是公认的法治社会，有良性的法律制度基础，特区政府依据良性制度和法律推进特首普选的举动具有完全的正当性，「公民抗争」的说法并无合理前提。他表示，在「一国两制」政策框架下，香港的政制发展一定要在中央主导下进行，这是中央与香港的政治关系所决定的。事实上，中央一直积极推动香港发展民主，而香港是利益多元的社会，在政制发展问题上存在争议在所难免，但解决争议需要遵循一定规则，「占中」作为一种违法行为一定会受到法律的惩治。 香港文汇报记者 熊君慧、李望贤 深圳报道

张定淮指出，中国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对于一个地方区域的政制发展问题，中央是具有毋庸置疑的主导权的。香港基本法是香港特区的宪制性法律，其政制发展必须在香港基本法的框架内进行。这也是尊重香港法治传统的基本做法。然而，香港的反对派却费尽心机提出以《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作为普选依据的普选才是「真普选」的论调，并以「占领中环」作为手段来胁迫中央，这不仅是刻意挑战香港基本法权威的行为，而且是严重无视中央和香港的现实政治关系的举动。

历届领导人均坚守基本法

张定淮指出，中央对香港发展民主政治一直十分支持，当香港作为中国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别行政区行将开始运行时，许多港人担心中央政府可能出现习惯性的过多干预。为了消除港人的担忧，中央历届领导人无不以「严格按基本法办事」作为自己的「口头禅」。这不仅是向世界重申中央政府信守庄严承诺的决心，更为重要的是要打消港人心中的隐忧。

而正是基于「一国两制」的长远目标考虑，早在24年前，中央就集思广益在香港基本法中明确了未来香港政制发展的方向和步骤，包括三大原则，一是均衡参与，二是循序渐进，三是符合香港社会实际。

不能让「对抗中央」者当选

虽然香港基本法已有明确规定，但香港社会仍出现了围绕行政长官候选人提名方式的争论。张定淮分析，表面上这是一个是否遵守香港基本法的问题，但其实是一个香港反对派是否真正愿意正视中央和特区之间十分明确的政治关系的重大问题。

他指出，香港是法治社会，在对提名方式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中央只有严格按香港基本法办事，才能赢得香港社会支持。香港部分人强调以所谓的「国际标准」作为普选依据，而「政党提名」和「公民提名」方式，固然民主程度更高，但不能保证「与中央对干的人」不会当选。当前香港社会政治比较复杂，中央不能让「与中央对干的人」当选。不论是对国家安全还是对维护中央对特区的政治主导，这都是不能让步的底线。

提委会制度超越党派之争

而提委会制度能遏制对抗性政治，如果实行「政党提名」，香港竞选活动就会演变成是否拥护中央的不同政治力量的大比拚，香港也会因此出现社会分裂。这对实现「一国两制」目标构成极大威胁。香港政党政治的发展会遵循民主政治发展的逻辑，但决不能围绕是否拥护中央这种政治选择而展开。提委会恰好体现了超越党派之争的特征，无论从政治还是法律上讲，都是正当的。

张定淮指出，全国人大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其常委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常设机构，对于香港政改所作出的解释和决定具有法律效力。任何对其作出藐视和变相修改的行为，都是对主权者作出挑战的举动。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此前所强调，香港普选方向不可逆转。

日后可研究优化提名方式

他又指出，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曾公开表示，如今的方案并非最终方案，日后仍有修改空间。这隐含了一个重大的讯息，虽然普选方向不可逆转，但并非就此止步。他认为，梁振英与李飞二人的说法一脉相承，背后的重要涵义是，若未来香港社会与中央没有对抗性，不排除提名委员会提名的方式可以优化。

而「占中」是香港反对派为向中央和特区政府施压而发动的街头政治运动，不仅无助于香港政改发展，还严重破坏了香港繁荣稳定。针对「占中」发起者用「公民抗命」作为「占中」行动的理论招牌，蛊惑大众，张定淮加以驳斥。他指出，「公民抗命」行为的正当性，是建立在社会制度和法律具有「恶性」的或制度和法律具有良性，但当局没有实现社会制度和法律的「良性」，进而损害了公民权益的基础之上的。香港基本法和其所构建的制度在香港受到极大尊重的情况表明，「占中」并不存在以上前提，是根本不具有正当性的违法行为。

应正确认识中央与香港关系(文汇)

香港文汇报讯（记者 熊君慧、李望贤 深圳报道）对于香港社会中一些人认为，中央赋予香港的权力正在收缩，尤其是白皮书出来以后，有些人认为香港也要逐步与内地一样实行单一制。张定淮指出，「一国两制」已经成为基本国策，具有长期性，中央对香港的立场不会改变。但是在落实「一国两制」政策的过程中，香港社会也存在一些不协调的声音，而这些声音对于实现香港基本法确定的香港政治发展的目标产生干扰。其中最为令人关注的问题之一，是以意识形态的差异问题，干扰中央和香港特区的关系。

有人借意识形态差异攻击内地

张定淮强调，国家主体与特区社会差异必然体现在意识形态观念的差异问题上，根据「一国两制」的精神，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主体和实行资本主义的香港，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是应该互不干扰的，但香港社会中，有人就是想借用所谓的民主意识形态，对国家主体的社会制度和执政党作出攻击，并有意将这种敏感的意识形态差异问题，与中央与香港特区关系纠缠在一起。进而使香港基本法中既定的香港的政治发展问题变得复杂化。

他指出，香港社会应该认识到，中央与香港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十分明确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香港社会所享有的高度自治权来源于中央对于一个特别区域实行的授权，虽然其享有中央授予的高度自治权，但也应当承担起对于国家的基本政治责任。

港政制发展复杂涉三大原因(文汇)

香港文汇报讯（记者 熊君慧、李望贤 深圳报道）张定淮分析，香港政制发展的复杂性与三大因素有关，包括人口结构、「殖民现代化」、以及经济发展问题。

他指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干扰，加之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生活水平的差异，曾使大量的内地居民逃港。据统计，从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间，估计逃港人数达到百万之众，他们中既有内地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也不乏追求较好生活者。粗略计算，由此百万人所衍生的人口至少将近400万。这些港人中，许多都抱有对内地的对抗心理。

中央多招消疑虑

其次，香港「殖民现代化」问题的存在，使相当一部分港人在香港回归后的国家身份认同问题上，存在很大的障碍。不可否认，香港的现代化过程是在英国人的殖民统治过程中实现的，这就是所谓的香港「殖民现代化」过程。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的存在，所以香港在回归的过程中，相当一部分民众一方面响应港英当局的政改安排，一方面对于中央提出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政策，采取观望态度。对于这个问题，中央采取了甚为客观的态度，出于消除港人对于香港前景的担忧，不仅强调「生活方式不变」，「社会性质不变」，还以极为实事求是的思维，将香港行之有效的制度予以继承。

冀受惠内地发展

此外，香港的经济发展问题也是对香港政治发展具有十分重要影响的因素。香港特区政府成立之初，亚洲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香港经济受到了较大冲击，整体经济一度呈现出萧条的景象，其结果是在政治上具有温和心态的中产阶级出现萎缩。经济发展问题上的困境，对于广大港人尤其是草根阶层和年轻人，也形成某种压力。由于香港社会向上流动的趋缓，也致使香港的部分年轻人，在香港政治发展问题上往往采取比较偏激的态度。张定淮指出，在发展经济方面，香港无疑应该加强跟内地的合作，而中央也十分支持，将香港的发展纳入国家发展「十二五」乃至「十三五」规划中，就是希望香港搭上内地快速发展的列车。

港应避免高度政治化(文汇)

香港文汇报讯（记者 熊君慧、李望贤 深圳报道）香港回归后，由于十分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呈现出某程度的高度政治化趋向。在张定淮看来，如今香港被视为成熟商业社会、高度法治社会、资本高度集中社会、自由社会等等，这些标签反映香港发展的各项成就。而在民主作为发展方向的确定前提下，香港最应当避免的是高度政治化。

张定淮指出，民主政治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东西，只有理性和法治精神浸透于绝大部分社会成员的心灵，才会产生出民主政治所具有的优势，否则就有可能出现民主暴政或民众的无节制性。「占中」行动恰恰就是一种典型的「民众的无节制性」行为，这种行为由于妨碍了香港广大社会成员的生活而被定性为违法举动。

但少数不理性的反对派势力的代表人物充分利用香港社会高度自由的环境，罔顾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地位的事实，仍然试图推动香港向高度政治化的方向发展，这是一种对香港社会极其不负责任的做法。

他强调，「占中」发生后，广大港人在面对社会混乱发出的强大抱怨足以说明他们并不愿意看到香港社会过度政治化，而香港民主政治得以顺利发展只能在法治的条件下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