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中环”：非“公民抗命”，具“港版颜色革命”之嫌
“占领中环”运动至今已持续一月。其主要组织者和策划者戴耀庭和陈建民已宣布返校复课，扔下一句话“这不是退场”，似乎还要回来继续这种违法举动，同时也在考虑所谓的“自首”问题。一切似乎都是在按照“占领中环”宣言书“《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中的步骤进行。咋看起来，他们是一种“正义”的化身，使用的是一种无奈之下的“悲凉”腔调，显现出的是一股貌似“勇敢”的气势，摆出的是对现行制度抗争的姿态，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气度。正是在这种气势的渲染之下，学生们受到了感染。
然而，在所谓“公民抗命”如此闹腾的情况下，他们却犯了一个公民抗争理论运用上货不对板的低级错误。戴耀庭和陈建民作为香港高校从事法学教育的学者，笔者寻思，他们是应该懂得“公民抗争”在怎样的情况下得以运用才具有正当性的基本学理的。这就是制度和法律具有“恶性”为前提，或制度和法律具良性，而当局却不依良性制度和法律办事。
按照戴耀庭的说法，所谓的港版“公民抗争”在“占领中环”过程中所要采取的具体手段是“感召”，以争取民心。怎样实现“感召”民意的效果呢？用戴耀庭的话讲，就是“一群追求公义的公民，透过集体抗法，之后愿意为违法行为承担罪责，突显出行动所挑战的法律和制度的不公义性。当他们因挑战不公义的法律和制度而遭镇压、起诉甚至入罪，社会和政府就会出现分化，人们就会受到感召，不公义的法律和制度就会瓦解，新的法律和制度就会产生。
然而，从整个“占领中环”运动所产生的实际情况看，其不仅没有实现戴耀庭所谓的“感召”效应，反而是引起了广大香港市民中越来越多的愤怒。苦主的起诉，80万人的反“占中”签名，高等法院的禁止令以及强烈要求维护秩序的声音似乎都在在淹没“占领中环”者的所谓“呐喊”。
香港社会是一个利益高度多元的社会，也是一个具有高度自由特性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特性的社会，有各种声音的出现是正常状态。但任何一种声音都无法号称代表香港整个社会。其行为也不能损害他人的自由和权利。
对于香港出现的与中央不同的声音，中央从来也没有压制过，这是香港市民有目共睹的事实，但香港社会要正视其为直辖于中央政府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特别行政区的政治现实。特首是具有对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负有双重重大政治责任的职位人选，如果不强调爱国爱港者当选，难道要一个与中央不能同心同德的人担任？笔者认为，从政治上讲，这种情况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会被允许的。从现实情况看，香港的广大市民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早在2013年1月，戴耀庭就做出了一个先入为主的判断：“北京不想香港有真普选的意愿太强，而这些策略（指游行，静坐，绝食和变相公投等）所产生的压力还不足够；因此，要争取香港落实真普选，可能要准备‘杀伤力’更大的武器——占领中环”。对于这样严重威胁中央的言论，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做出的反应是重申邓小平早年提出的“爱国爱港者治港”的原则，随后，全国人大副秘书长乔晓阳发表了谈话，明确了“与中央对着干的人不能担任行政长官”。
特区政府启动政改咨询后，“占领中环”作为泛民“政党提名”和“公民提名”主张的支撑对中央的威胁日益加剧。正是在这样的博弈背景下8.31决定得以出台。试问，香港的极端泛民派，作为一个地方区域的政治势力，你们对中央表现出了基本尊重吗？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占领中环”运动中的种种表现却酷似本世纪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颜色革命基本特征，如。所谓的非暴力性，有明确的政治诉求，背后一般都有外部势力插手的因素，经过社会动员，往往导致持久的社会对立和动荡，给执政者形成强大压力等。
戴耀庭不是在这场运动的宣言中也宣称“抗争”具有“非暴力”和“和平性”？“占领中环”运动初始提出的诉求（要求中央撤回决定）和进行过程中提出的诉求（要求梁振英下台）是不是出现了变化？外部势力是否给予了“占领中环”运动以支持，甚至直接插手“占领中环”运动？对于这种判断，戴耀庭当然不会承认，但确有各种证据证实了这一点。“占领中环”是否已经给香港社会带来了混乱？由此而产生的对香港社会的伤害是否具有长期性？研究香港问题的多名专家都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占中”行动对于香港核心价值——法治的破坏是毋庸置疑的。
鉴于香港并非政治实体，而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辖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占领中环”运动显然绝无颠覆中央政府的可能，但其所作所为不能不使人们产生 “港版颜色革命”的联想。说它具有港版性，就是因为它有推翻特区政府的企图。
(作者张定淮，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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