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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形态特征初探

徐海波 冯庆想

（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60）

摘要：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香港逐渐发展出独特的香港文化和“香港精神”。各种形式和内容的文化往往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取向，香港文化融汇了东西方的意识形态，而香港群体意识形态是香港文化的核心，在香港社会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探讨形成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殖民主义逻辑与资本主义因素，初步界定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形态特征，可以为实现香港的人心回归和维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提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香港群体意识形态；殖民主义；资本主义；香港精神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历经156年的殖民统治和剧烈的现代化发展，香港的中国传统文化、岭南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相互融合，表现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殖民文化与本土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等多种文化交织的混合形态。同时在这期间，港人逐渐寻求和形成独特的文化身份意识，表现为一种不同于中国内地主流意识形态的“香港精神”。它不仅表现出较为成熟的群体意识形态特征，而且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政治文化逻辑。自香港回归议题提出以来，香港群体意识形态在港人的利益诉求、身份政治和文化认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引起了内地与香港学界的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本文以香港社会发展历史为线索，从形成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主要因素切入分析，进而探讨它的形态特征。

一、形成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殖民主义逻辑

1841年，英国占领香港后，通过军事力量、政治控制、文化殖民等强硬手段对港人进行野蛮征服，意图让他们对英国女王“效忠”和“臣服”。但是，港人潜意识里对清朝皇帝的认同远超过英国女王。清朝统治者向来以中原地大物博、文明源远流长自傲，视英吉利人为尚未开化的异族蛮夷，这种国家意识和民族优越感在清朝平民的思想观念里根深蒂固，即使殖民者的大炮兵舰也难以将其打碎。但通过英式文化的“软渗透”和意识形态的操控，为打破这种僵局创造了可能性。

权力控制文化的生产和知识的阐述，话语影响文化和知识的传播和渗透，意识形态则是整合文化、表达话语不可缺少的工具。意识形态与文化关系密切，意识形态离不开文化的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一个社会的文化提供了塑造社会角色的规则，从而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和行为模式。意识形态通过文化的多重转译，渗透到个体的精神层面，对其思维的基本模式和看待世界的基本方式进行系统编码。个体在解码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认同意识形态和文化所建构的社会秩序的隐喻性表达。意识形态借助文化符号编译、论证一套可以为社会群体所认同、接纳和发挥社会心理导向作用、并且可以共享和交流的意识形态符号系统。英国殖民者在占据香港后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这项工作，我们可以从文化、宗教、教育、政治等几个方面看到形成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殖民主义逻辑。

英国殖民者占领香港的根本目的是攫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为了保证香港这部“提款机”正常运作，让港人自觉为“日不落帝国”服务，英国殖民者通过各种方式对港人进行“意识形态教化”。“香港的街道命名就具有浓厚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色彩。‘维多利亚港’是以占领香港时的英国女王命名，‘砵甸乍街’则以首任港督璞鼎查命名，类似这样地方命名在香港数不胜数。”[1]萨义德在后殖民主义理论中也阐述到，对殖民地意识形态化的命名实际是殖民者在思想上宰制被殖民者的统治伎俩。港人的集体记忆与其日常生活环境息息相关，受制于历史和地理的影响，港人本身缺乏对内地和香港历史的完整理解，他们依靠生活体验和集体记忆来凝聚共同文化情感和搭建文化价值网络。港英政府透过殖民主义文化的渗透和控制，通过“命名”的方式介入到港人的文化身份记忆中；通过文化符号、社会意识和历史印记的生产、传播与渗透，达到了港人对殖民主义文化和统治的认同。这个基于殖民主义文化共同体的想象、选择和建构的过程经过时间的沉淀和历史的延续，解构了港人对祖国的情感依附和文化认同。

宗教与政治力量关系密切，宗教在定义人生的价值意义、协调群体关系、减少社会内耗等方面发挥着国家机器无法替代的作用。港英政府意识到，“上帝”能比军队和法庭更有效地缓和香港社会矛盾和维护香港社会秩序，帮助和维护英国的殖民统治。在西方世界的认知逻辑里，优越的西方文明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有道义和责任对东方文明进行教化。基督教是拯救个人灵魂、洗礼个人原罪的最佳场所，基督教教徒肩负着传播西方文明“福音”的使命，其人文教义、伦理道德和价值观与港英殖民政府的政治目的高度一致。英国殖民者将这种基于文化异质性假设的文明偏见披上意识形态外衣，通过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传教把港人吸纳入西方信仰体系。在西方“高端文明”所搭建的天国世界中，港人的东方文明属性和中华文化自信不断被分裂和解构，最终陷入弱化的困境。港英政府就这样利用政治和宗教力量把中华传统信仰置于边缘境地，通过宗教的不断“呼唤”来改写港人的身份意识。

英国在香港的殖民主义教育上，漠视“祖国”、“中华民族”等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而对英国的历史、地理、习俗、风土人情和价值观念则大肆宣讲。依附在意识形态里的英国人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经过文化伪装和教育的反复传播，渗透到港人的思想观念里，弱化了港人的国家意识，强化了对英国“祖家”归属感。在对殖民侵略历史的解说中，港英政府把鸦片战争叙述为“中英贸易冲突”，透过自由、平等、民主和博爱的面孔，为英国殖民统治秩序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辩护。语言是一个符号、语音和意义交互联系的集合系统，符号物质形式和语音形态表征本身并不生产意义。当意识形态吸纳文化元素，并嵌入语言符号的深层结构（如排列、组合等），在不同关系的交互作用下驾驭语言行为，影响到人们价值判断和行为模式，此时，文化便形成意义。语言不仅成为意识形态传播文化意义的媒介，而且承担起思想观念建构的使命。由港督卢嘉创办的香港大学，以英语为教学语言，其意识形态功能就是灌输英国思想文化，培养一批“亲英”的华人知识精英，让他们“认同英语以及英语所代表的整个西方世界”[2]。教育是让人类客观、真实、平等认知世界，可是当教育成为意识形态操纵的一种形式，它就有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偏离教育的本质精神，沦为一个压迫、奴役大众思想的工具。

“英国自1841年占领香港后，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由英女王任命的港督集行政、立法、军事大权于一身，高居金字塔式权力结构的顶端，具有明显的专制主义色彩。”[3]行政局和立法局是港英政府里最重要的两个咨询机构，长期拒华人议员于门外，港人的政治意识长期受到压抑。二战后，专制、封闭的港英行政系统渐渐打开缺口，通过“行政吸纳政治”，把少数华人精英纳入港英政治体制内，对香港社会推行“以华治华”的管治模式。20世纪中叶，面对世界格局的调整、国际反殖民主义的舆论压力以及新中国的变化，港英政府不断调整其殖民统治的政治策略。六七十年代，港英政府初步展开代议政制改革，并就重大政策广泛咨询民意，吸纳部分草根阶层参与政治。从长期的直接统治向以直接统治为主、间接统治为辅的转变，尽管政治支配权依然在英国人手中，但是这种政治文化运行逻辑的调整却有助于港英政府从社会获得更多合法性支持和削弱港人对现存统治秩序的否定力量。

在长达156年的殖民统治期间，殖民主义在香港社会从争夺自然领土空间向占领话语权、意义符号等文化空间不断深化与转型，通过各种“隐蔽”的途径渗透到港人意识，形成香港群体意识形态。

二、形成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因素

1841年，英国占领香港后不久就宣布香港为自由港，英国老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渗透进香港社会。资本主义在香港的历程完全不同于英国和欧美资本主义的历程，所以呈现在香港的资本主义是一个变异的形态。如果要认识和了解香港群体意识形态，我们必须首先清楚了解这个前提。下面我们从“自由”、“公平”和“民主”三个方面来分析形成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因素。

在香港殖民地大部分时间里，英国殖民者掌握着自由的定义和解释权，这种自由仅限于经济领域，港人对思想自由、政治自由的诉求被港英政府划为禁区。在香港，资本主义文明对自由的政治解读变成了另外一种寓意。20世纪50年代，港英政府继续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坚持积极不干预的自由经济理念，并对经济结构进行局部调整，走上工业化道路，充分释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容纳的生产力。以私有制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充分尊重私有财产权，以其相适应的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必然以个人主义价值观为内核。从唯物史观角度来看，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历史进步性在于把个人从神权和王权中解放出来，消除了个人在封建王权下依附封建土地制度的异化和束缚，让人回归自我和回归自由。但是这种高举人文主义旗帜、崇尚理性精神、主张人道主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人的理解和诠释仅限于个体，把个人富裕和个人幸福视为至高无上的追求和人的最终目的，以金钱作为其衡量人生价值的根本标准。金钱的多寡成为社会价值排序先后的标杆，最大限度满足个人需求和追逐个人利益成为了天经地义的信条。

港英政府一直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经济活动的“圣经”，信奉古典自由主义关于“追求个人利益必然带来社会繁荣”的假设；通过背后操纵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为港人创造金钱快感，消隐了港人对政治的关注，将港人的视角转移到香港社会的物质生产。赚钱发财成为港人的人生理想，人们就像理性的经济动物，个人利益、经济利益凌驾于群体利益、社会利益之上。中国传统家庭温情脉脉的人情关系、礼义道德被大行其道的金钱逻辑所替代，亚当·斯密的另外一部西方世界的“论语”《道德情操论》所倡导的“情感、道德对秩序的作用”[4] 完全被弱化。

在香港社会，公平成为完全经济主义的公平观。物质关系成为左右人与人关系的天平，而金钱成为衡量其关系轻重的砝码，以物的尺度去评价人的活动以及活动的成败成为香港社会普遍“默许”的规则。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中，经济关系是起基础性作用的。即是说，经济关系在塑造人的本质上起着核心作用，但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把人的本质简单等同于一切经济关系的总和，阉割了政治关系、文化关系和社会关系等，这蒙蔽了人们对人的本质的整体性认识的视野。马克思主义视域下“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 ^[5]经过资本主义社会货币拜物教信徒的简单转译成为另外一种寓意，即“通过金钱并且为了金钱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显然这种文本解读更合乎资本主义最大限度追逐利润本性的不断扩张。在这种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导引下，港人的政治文化诉求被拜金主义的公平理念所削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货币拜物教的推崇，“同化”了港人群体价值意识。

20世纪80年代，香港人均GDP超越英国，同时把内地经济抛在后面，这种经济优越感强化了港人对自由资本主义的认同。港人的政治意识一直受到港英政府遏制，使得港人热情于经济，冷漠于政治。但是这种状况随着香港问题被中英两国政府正式提上议程而发生转变，港人开始关心与其利益息息相关的香港前途问题。在担忧经济利益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是否会在回归后受到破坏的焦虑中，港人的民主政治热情被调动起来。“这时期各种政治团体应运而生，如汇点、太平山学会等政治团体以论政为主；80年代中后期成立的励进会和民协等政治团体希望通过参政来表达其政治诉求。”[6]港英政府在“光荣撤退”过程中，积极回应各个政治团体的利益诉求，并进一步推动代议政制发展进程。“港英政府试图把香港的政治体制从行政主导改为立法主导、行政机关向立法机关负责，立法机关向香港市民负责的代议体制”。[7]港英政府表面上“还政于民”，实际上透过保留英式政治体制的文化价值，削弱北京对香港的政治影响力，为对抗“还政于中”赢得更多政治筹码。社会存在的变化必然导致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港英政府释放港人的政治主体参与意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功能在港人中得到激活。港人对自由追求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政治自由、民主成为了香港群体意识形态另外一个相互角力场所。香港群体意识形态在各种政治力量的较量中日益分化，开始依附香港各个政治团体。

三、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形态特征

香港回归祖国17年的发展历程使我们认识到，要使香港完全融入祖国大家庭，除了在经济、政治上继续维护香港繁荣稳定，还需要深入了解和认识港人的文化，以及这种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联和影响。通过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建构起香港与内地在文化和意识层面的认同，逐步达到内地与香港在价值观念、政治认同和社会发展方向的相一致。在这样的背景下，系统了解香港群体意识形态产生过程与它的形态特征，无疑对正确认识和把握港人的身份诉求、政治诉求和文化诉求以及分析在“一国两制”实施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与冲突具有非常迫切和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从唯物史观角度来看，“香港精神”是香港群体意识形态通俗化、口语化的表述。香港群体意识形态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产生和建立起来的观念上层建筑，“港式”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主体，殖民主义文化在塑造香港群体意识形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我们认为，香港群体意识形态是指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融汇岭南文化和移民思想，以香港本土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为主体，具有殖民主义深刻烙印，多元的、复合的观念体系。表征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香港精神”是窥探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一扇窗户。

“香港精神”来源于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是对香港社会客观的反映，是港人在长期共同生活的社会实践中产生，并为港人普遍认同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规范、情感追求的精神集合体。其具体表现为刻苦耐劳、勤奋拼搏、乐观自信、灵活应变、和衷共济等。“香港精神”集中演绎港人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反映港人的集体潜意识、核心价值观、社会风尚等，成为香港大众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港英政府的殖民统治下，大部分港人生活在社会底层，很多香港本地弱势群体寄居在狮子山下的贫民窟。在香港的集体记忆里，“狮子山”不仅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地理名词，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文化符号，其隐含着这样的社会文化解读：一群生活在狮子山下的草根阶层艰苦拼搏，不畏艰难，勇于跻身香港社会中上层，创造了一个个香港奇迹。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狮子山衍生了“狮子山精神”，集中反映了一个时代港人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尚。港人把对个人奋斗历史和香港自然土地的情感寄寓在狮子山，从这个角度来看，“狮子山精神”就是“香港精神”的化身，成为团结香港社会不同阶层的精神纽带。

但是，“香港精神”也有其历史局限性。“狮子山精神”植根于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资本主义社会土壤，必然带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印记，因而，港人对“狮子山精神”的解读带有明显的个人奋斗和个人幸福追求的“利己”色彩。同时，中国儒家文化“重义轻利”的价值理念与中国传统重视家庭血缘关系的“利他”观念也在深刻影响着“香港精神”的演变。两股文化力量在思想层面的反复较量，导致港人对“狮子山精神”的解读倾向于合理的利己主义，即从个人利益出发，尝试寻求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结合的价值探索。尽管从本质看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想象，但也鲜明地表现出了香港群体意识形态的形态特征。

在当代，我们认为，“香港精神”作为港人在精神层面普遍认同的群体意识形态，应该置于国家历史的纬度和香港社会实践的进程中建构。把握住时代脉搏，不断丰富和发展其内涵，以适应香港社会发展需要，这才是“香港精神”活的灵魂。“胡锦涛在香港回归祖国15周年之际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香港精神，鼓励港人进一步弘扬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灵活应变的创新精神，开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新局面。”[8]中央从国家层面既充分肯定了历史传统的“狮子山精神”，又为“香港精神”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在新时期，提高港人的国家主人翁意识，以国家和香港的整体利益为重，致力于构建内地和香港的命运共同体，维护国家和香港繁荣稳定，这是“香港精神”应有之义。梁振英提出“稳中求变，适度有为”的行政理念为“香港精神”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启示。“香港精神”不能固步自封，因循守旧，“香港精神”也要“稳中求变，适度有为”。“香港精神”要直视内在的矛盾和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坚持对“香港精神”进行“扬弃”。保留、继承“狮子山精神”的积极因素，顺应香港社会变化，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回应国家和香港整体利益的诉求，这是“扬”的过程，是“香港精神”发展的连续性；抛弃、克服“香港精神”的消极因素，这是“弃”的过程，是“香港精神”发展的非连续性。通过既克服又继承，既抛弃又保留的辩证否定过程，推动“香港精神”向更高的发展阶段前进，这是“香港精神”未来发展的方向。

由此看来，除了在经济、政治上继续维护香港繁荣稳定外，要想真正实现香港的人心回归，必须深入认识香港群体意识形态，全面了解香港与内地在思想文化深处的异同与隔阂，才能探寻出两地意识形态之间的转译机制和对话平台，建构文化和意识层面的认同，逐步达到内地与香港在价值观念、政治认同和社会发展目标上的相一致，真正实现港人在经济、政治、文化和意识层面的全面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