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泛民派在政改问题上的应当表现出理性
《全国人大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出台后，香港社会的泛民派中的绝大多数立法会议员都作出了激烈的反应。冲动之余，是不是需要冷静下来理性思考一下，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是否是在法律规定的框架内的举动？而泛民派自身的举动是否太过于政治化？如果他们认定这两个判断的客观性，那么其就应该以理性的姿态，从香港社会的大局着眼，配合行政长官的普选的推进。因为只有理性务实才有可能赢得未来政治发展的更大空间。
纵观香港社会围绕行政长官普选问题上的争论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即，泛民派中的极端人士是争论发起的主动方，而中央紧守一个基本底线：即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这样一个
“口头禅”。这样一种语境反映出很多问题，概括而论，有这么几点：
第一，中央高度认同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而提名委员会制度是24年前基本法确定的行政长官候选人的提名程序，如果不坚持这一点，中央也有违反基本法之嫌。严格按基本法办事不仅在香港这个法治社会具有正当性，在国家主体行将强调依法治国的前提下，坚持体委会提名行政长官的做法也是一种适合香港法治传统，且在中央看来最稳妥的方式；
第二，在政改问题上香港的极端泛民派对中央权威发起挑战在先。香港市民不会忘记，早在政改咨询启动之前，“占领中环”就作为后来“政党提名”和“公民提名”的施压工具而在香港闹得沸沸扬扬，这种威胁姿态其实是严重缺乏政治智慧的表现，也是一种对中国政治严重缺乏了解的愚蠢举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政治发展始终是在一种逐步摸索的过程中微步推进，极端举动是中国政治发展之大忌。基本法为什么对于香港政制发展作出了两条规定（“循序渐进”，“符合香港实际”），就是既要保持“政治发展”但又要防止”动荡“的稳妥思维。
第三，香港社会有人不愿意正视中央和特区之间的政治关系，这是香港出现各种政治问题的关键原因。笔者曾多次撰文反复强调香港社会的三大特性（高度自由，成熟法治，利益多元），但香港社会也要以客观，理性的方式充分理解“一国”与“两制”的关系。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只有在承认这样一个基本政治现实的大前提下，才会有“两制”的存在。所以，笔者曾反复强调，即使是在香港这样一个极具自由特性的社会，也应该保持对国家的最基本尊重。这就是一个懂不懂政治的问题。
在中国这样一个集权的单一制国家，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通常是通过政治来调节的，考虑到香港是一个实行高度自治的特别行政区域，中央以基本法作为准绳来处理与香港特区的关系，这是用法律来调节中央和特区关系的明显例证，如果连基本法都不认同（“占领中环”的理论前提就是基本法是“恶法”），这种关系恐怕只会向着政治调节的方向发展。
从地方政治的角度来观察，中央不接受泛民派提出的“政党提名”和“公民提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现实的香港政党政治格局大致是以“拥护中央”和“反对中央”为分野的，接受“政党提名”，那么香港特首普选就会变成两股势力的大比拼；而“公民提名”则会使香港社会的极端势力高度汇集，在国家安全立法没有实现的情况下，中央存在“顾虑”难道不正常吗？
众所周知，关于行政长官普选问题，人大常委会的《决定》的作出只是整个五步曲中的最关键一步，它奠定了行政长官普选的框架和方向，但在严格按照法律程序推进政改的语境下，政改是否能够顺利推进，仍取决于香港立法会是否能够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随后提出的具体方案。也就是说，香港的泛民派掌握着未来具体方案获得通过的关键少数票。从这一角度观察，中央关于香港政改《决定》的作出实际提升了泛民派在这一问题上的话语权。中央主管香港事务的主要官员新近频频发出“香港泛民派中的大多数也是爱国爱港者”
的言论并不是出于政改方案通过的权宜之计，而是为今后泛民派能够和中央理性沟通发出的重要信息。
本次政改，中央的底线是无法改变的，诚意也是显而易见的，广大港人普选诉求是客观存在的，如何切实推进普选，就需要香港的泛民派政治人物以理性思维，充分展示政治智慧。据笔者观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在解释《决定》中强调了未来香港特首产生办法的普选方向不会改变，而特首梁振英在8月31日的谈话中强调 “如今的方案并非终极方案，日后仍有修改空间”。在笔者看来，这显然是要表达政改走出第一步，就有第二步的意图。只要理性处理问题，香港的政治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
张定淮，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副主任
【内地学者：香港放弃法治 北京就用政治】记者/Tony Cheung 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定淮教授本周四（9月11日）向《南华早报》投稿提出上述警告。张定淮解释称，北京不会想对香港也这样做，但如果香港的法治被破坏，他担心事情只能朝着这个方向发展。http://t.cn/RhM2V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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