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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畸型民主维护港繁荣——人大常委会释法所包含的信息

早在延安时期，曾经有人问毛泽东：「你认为什么是政治？」对于这样一个博大精深、许多文豪巨擘纵使穷经皓首也没有完全研究透的古老问题，毛泽东却举重若轻，回答道：「政治嘛，就是把你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自己的人搞得少少的。」寥寥几句，使人豁然开朗、茅塞顿开，表现了高超的政治智慧。中共正是基于这一道理，创造了其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分析现实的香港问题，也离不开这样一条基本主线。

香港回归后，中央政府在香港问题上最为关注的是香港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因为只要做到这一点，香港这个经济大都会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在经济稳定的前提下，政治发展可以通过渐进方式逐步实现。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香港回归后的第二天，东南亚就爆发金融危机并逐渐波及香港。随后的日子里，香港的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失业率节节攀升，昔日的中产阶层很多人沦为负资产一族，草根阶层的日子更加难过。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香港各界人士的经济利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作为中央政府，它能做什么呢？唯有在经济上挺香港，这是保持香港经济稳定的关键，而在香港经济稳定的状态下，全体社会成员才可能从中获益。过去几年的事实证明，中央政府的确遵循这样一条思路。

「民主派」胃口未满足

然而，事态的发展却并非如此顺利。时艰之下，以香港「民主派」为核心的政治反对派借用这一时机，以特区政府的优柔寡断和失误为靶子，使政治犬儒主义在香港迅速发酵。从而使一度消沉的所谓「民主派」重新活跃起来，形成了一定的气候，并利用「七一」大游行的氛围，在香港区议会选举中取得了相当的成绩。随后「民主派」提出了香港的政改问题，并使这一问题成为香港社会展开争论的焦点。为使香港的争论得以平息，人大常委会再次释法，并就特首董建华提交的报告作出了决定：「二○○七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任行政长官的选举，不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二○○八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届立法会的选举，不实行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办法」。决定同时强调「在不违反上述前提下，二○○七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任行政长官的具体产生办法和二○○八年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四届立法会的具体产生办法，可按照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条、第六十八条的规定和附件一第七条、附件二第三条的规定作出符合循序渐进原则的适当修改。」从而使有关香港政制发展的争拗有了一个定论。但围绕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的争论在香港还将继续下去，因为这样一个决定似乎并没有满足「民主派」的胃口。

政制发展中央作决定

客观地讲，中央对香港政制发展问题的决定并非像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完全没有作出妥协。而是在《基本法》框架内作出了必要的妥协，这就是曾荫权先生在香港电台「香港家书」节目所提到的「二○○七年行政长官及二○○八年立法会两个选举方法可以修改。」只不过不是普选而已。至于怎样改，可以「在符合《基本法》的规定和人大常委会的决定的大前提下，需香港社会各界或政治团体提出各种各样的方案来讨论，可以构思及探讨的空间，是相当广阔的。」笔者认为，曾荫权先生的这种判断是正确的。中央政府在香港政制发展问题上是懂得博弈规则的。它并没有以一种僵化的思想来处理香港政制发展问题，而是为港人构想未来的政制发展留下了空间。其最终目标就是实现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普选。释法和作出决定后，中央的高层官员在多个不同的场合反覆重申香港的高度自治，反复强调香港民主发展需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循序渐进。显然，中央认为现实的香港在推动全面普选方面的条件尚不成熟。因此○七、○八年的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选举方式不能大变，只能小变。

从另一方面看，中央在释法和作出决定的过程中是守规则和讲原则的。这个规则就是基本法，这个原则就是香港社会必须保持政治稳定。「一国两制」是一种制度构想，基本法是香港宪政层面的总体规则。解决香港的内部政治争拗，必须围绕基本法的规则进行。而「一国两制」制度构想的实现必须以稳定作为前提，香港过去的繁荣是建立在稳定的基础上，未来的繁荣也一定是建立在稳定的基础上。试想一下，有那个社会的繁荣是建立在动荡的基础之上的。中国二十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共从革命政党向执政政党的思维转型，中国人权状况的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成就的取得无不是以稳定为基础。难怪一些香港的有识之士对香港社会的潜在动荡迹象频频发出警告，担心这会影响香港未来的经济发展，担心这会影响香港的国际形象。

激烈抗争政治不成熟

香港政制发展需要的是理性对话，而不是激烈对抗，通过对话寻求妥协是现代政治的特征。政治是什么？就是谈判、妥协。试图以激烈行为抗争、暴力或不理性手段推动政制的发展是冷战思维的表现，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现。其所带来的只会是社会成本的极大浪费。中央的释法是理性的表现，这主要体现在使条文的原意得以彰显的方式，告诉民众这些条文制定时的原委。作出的决定中留有小变的空间是一种妥协，也是一种理性的表现。以一种充满空间的方式解释未来香港政制改革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不仅释放出中央对香港民主发展的认同，而且表达了希望港人齐心协力共创繁荣和稳定，为香港的民主政治发展奠定基础之愿望。香港的政制不是不变，而是何时变，如何推进的问题。

从中央释法到就香港的政制发展作出决定的全过程，我们不难发现中央的基调是：一切要以香港人民的长远和根本利益为重，以香港的繁荣稳定大局为重。这也是中共对港统一战线政策的目标。当香港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拥护特区政府的人就会多多，反对特区政府的人就会少少，政制发展就是顺理成章之事。而在经济发展不稳定，政治危机潜伏之时，民主手段带来的可能是一种畸型政治，这只会造成对广大港人利益的损害。

作者简介：

张定淮，男，一九五五年生于武汉，先后毕业于湖北师范学院外语系和武汉大学政治学系。获学士和硕士学位。现任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副所长。二○○○年和二○○二年先后赴澳大利亚和英国进行学术交流，陆续承担广东省教育厅有关香港问题研究的项目三项。出版专著、编著、译著共八部，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学术文章四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