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定淮：一国两制不容流血民主政治
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符合香港实际的港式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要依法理性推进，但对于以暴力作为对中央施压手段的流血的“民主政治”，“一国两制”政策是不能包容的。
香港的政改咨询已启动，香港各方人士在理性务实的基础上开展了一些对话，这是良性的徵兆，然而仍有极端人士叫嚣以“佔中”对中央政府施压，试图破坏初露端倪良性局面。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符合香港实际的港式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要依法理性推进，但对于以暴力作为对中央施压手段的流血的“民主政治”，“一国两制”政策是不能包容的。
“一国两制”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但对于流血的“民主政治”是不能容忍的。因为香港作为国家的一部分，如果其社会因为围绕民主政治发展问题而不能保持繁荣稳定，甚至出现动盪，流血，进而影响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復兴，那么就违反了实行“一国两制”政策的初衷和目标。
过去近三百年，民主在有些国家获巨大成功，而在有些国家则造成了大混乱。因此，有人将民主划分为“好民主”和“坏民主”。所谓“好民主”实际上所反映的是一个社会的基本条件与民主政治充分适应的状况，而在一个社会的政治、歷史、经济、文化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尚没有做好接纳民主政治的情况下而强制实行民主政治，只会带来混乱，使社会长期动盪，就是所谓的“坏民主”。
中央支持港民主发展
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权，而不是绝对的高度自治权。这种高度自治权的产生是中央政府为实现国家统一，并充分尊重香港现时状况而对香港特区授权的结果。中央政府和特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十分明确的中央和地方关系。因此，对于香港的政治发展问题，中央政府具有毋庸置疑的主导权。这是“一国两制”政策中的基本逻辑。不了解这一点实际上就是没有弄懂“一国两制”。
对于香港民主政治发展，中央政府一直持支持的态度。众所周知，香港具有现代意义的民主政治变革发端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是改变立法局的性质，英国人此时推动香港的政改虽具有叵测之心，但中央政府却是从行将实施的“一国两制”政策的大局考量，对于港英政府的上述举动并没有表达异议，而是在《基本法》中将港英政府的政改成果予以了确认。不仅如此，《基本法》还明确了香港回归后政制发展的目标──香港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最终实现普选。这是只要头脑清醒并保持客观立场的人都不得不承认的基本事实。
“佔中”是假和平真暴力
当前的香港社会围绕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出现的争论不是要不要推进“普选”的问题，而是依据什么推进和如何推进的程序问题。在这一争论的前段，依据什么推进普选是焦点。经过博弈，极端反对派感到了公开叫嚣对抗《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规定存在?道义上的风险，因而改变策略，转向以变相方式与《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规定相对抗的程序问题上来，提出“公民连署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方式，并强调这是实现“真普选不可退让的死线”。为了实现这一程序目标并迫使中央政府让步，反对派不断以具有潜在暴力的“佔领中环”相胁，并扬言要再次演绎类似“五区总辞”的“公投”。不仅如此，他们还和台湾民进党相互串联，希望从对方获取推动“街头政治”的经验。这是值得高度关注的新动向。
对于“佔领中环”运动，其发起者起初提出的是“非暴力”的“和平抗争”，但其内心是做好了流血的充分思想准备的。这可以从戴耀廷提出的“佔领中环”设想的8种方式中看出，它明确要求参加者“要承认自己违法”，“要有入狱准备”。但迫于香港社会理性声音的巨大压力，他又不得不改口“佔中最好以不流血收场”。然而在他为第二次“商讨日”所撰写的题为《港人为民主付出太少》的文章中，他却大声疾呼“民主需要流血牺牲”，“香港人流血流得太少”。从“佔领中环”提出九个多月所组织的各种活动看，其一直披?“和平”的外衣。如果我们从其“佔中”设想的实践手段，可能产生的后果，联繫戴耀廷等鼓吹的“流血论”，就可以看出“佔领中环”暴力政治的内在逻辑。
不容以“流血”向中央叫板
民主和暴力本来是互不兼容的两个概念，但如果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以民主为幌子来实现某种见不得人的目的而衍生出暴力行为是完全可能的。戴耀廷及其支持者何以具有如此底气在行政长官普选程序问题上以令广大港人惊愕的“流血”手段来与中央政府叫板？只要我们细心观察一下外部势力的动向，就不难发现其中的奥秘。
如今，香港的政改咨询已启动，香港各方人士在理性务实的基础上开展了一些对话，这是良性的徵兆，然而仍有极端人士叫嚣以“佔中”对中央政府施压，试图破坏初露端倪良性局面。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符合香港实际的港式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要依法理性推进，但对于以暴力作为对中央施压手段的流血的“民主政治”，“一国两制”政策是不能包容的。请切记！
作者为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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