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法保障“一国两制”在澳门落地生根
澳门基本法赋予居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非常广泛，规范体系十分完备，保障措施可靠有力，是澳门居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保障书。它在保障居民的权利内容、权利主体、保障方式和立法模式方面均具有明显特色，很好地回应了主权国家意志、特殊区域情况的多元需求，极大地保障了澳门居民的权利自由，为在澳门特区成功实践“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奠定了坚实基础。
澳门居民权利自由出现“增量”
澳门基本法规定了澳门居民和其他人享有的广泛权利和自由，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人身、社会和家庭等方面，内容十分广泛。
值得注意的是，基本法保障澳门居民基本权利和自由还具有权利增量的特色。相对于回归之前，回归后的澳门特别行政区不仅完全保留了葡澳时代居民既有的自由权利，并在新宪制秩序下加以扩大充实，使澳门居民真正享有了澳门主人、澳人治澳的政治地位和实质权利。
澳门基本法既规定了澳门居民的权利和自由，又规定了其中永久性居民、非永久性居民的权利，之所以要这样，主要是因为永久性居民出生在澳门或者长期居住在澳门，澳门的繁荣稳定与他们关系最为密切，对治理澳门负有更大的责任与使命。因此，基本法对两者的法律地位和享有权利须作出不同的安排，对永久性居民在政治上赋予比非永久性居民更多的权利十分必要。
为澳门特区适时立法留下空间
在保障模式上，澳门基本法有关澳门居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形成了集中与分散相结合，但以专章立法为主、分散立法为辅的格局。与此同时，基本法以“合法权益受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保护”、“通过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予以实施”、“享有澳门特别行政区法律保障的其他权利和自由”等字眼表述，表明有关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还将通过一系列澳门本地保留下来的原有法律和新的立法加以具体落实和保障，同时也为特区立法机关的适时立法留下了空间，形成了宪制性文件为原则性规范、本地普通法律加以具体化的立法模式，使得澳门居民的权利自由既得到基本法的保障，又能得到本地相关法律的保障。
相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回归后，其基本法的制定时间也晚于香港基本法的制定，使得澳门基本法既能够吸取香港基本法的立法经验，又可以更好地从澳门实际情况出发，体现澳门社会的特点，尽量保障澳门各界人士的权利自由。比如，由于澳门葡占历史较长，经济社会和地理环境具有诸多独特性，澳门出现了一些独特的社会问题，如土生葡人权益保障问题、居葡权问题、博彩业发展问题等需要解决，澳门基本法为此作出了适应本地实际情况的规定，如第四十二条规定：“在澳门的葡萄牙后裔居民的利益依法受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保护，他们的习俗和文化传统受尊重。”
体现立法的科学性和延续性
澳门基本法对居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规定，采取了专章立法为主、分散立法为辅的做法，将澳门居民享有的基本权利与义务集中在第三章进行规定，置于第一章总则、第二章中央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关系之后，第四章政治体制之前。这样的篇章结构安排，体现了立法的科学性。
首先，澳门基本法是根据宪法，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宪制性法律。遍观世界各国宪制性法律立法，大多数均将国家根本制度的规定列于制定法结构的首要位置。澳门基本法总则及第一章的主要内容，主要是对“一国两制”这一基本政治制度及其目的宗旨和基本原则进行规定，是基本法政治性特点的体现。因此，将居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安置在总则及第一章之后，符合基本法这一宪制性政治文件的首要目的。
其次，关于居民基本权利义务和政权机构在宪法性文本中的位置次序。将居民基本权利前置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在于从法治角度体现立法者的立法原则，倡导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政理念。此外，澳门基本法关于居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篇章安排，体现了基本法立法的继承性。澳门基本法规范创制的依据是宪法，“82年宪法”将居民基本权利与义务后置于序言和总纲部分，而前置于国家机构的编排处理，同时，还对公民基本权利采取了列举式的表述方式。这些特点对基本法立法范式的形成都具有重要影响。此外，澳门原有法律传统对居民权利自由的保障，也都成为基本法制定中可以吸纳的有益元素。
总之，澳门基本法为澳门实现长期繁荣稳定奠定了坚实的权利体系，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回归15年来，在基本法的保障下，澳门同胞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权利自由。事实证明，回归以来澳门历经多次国内外重大事件考验，仍然保持了繁荣稳定，经济社会发展迅速，人民安居乐业，各项事业稳步向前。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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